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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年1月23日，北宁地区延庆县城，小雨。
延庆县招待所内，一场由地区行署组织的企业家会议正在进行着，刚刚花车巡游到延庆县的执委会一把手邵耀光亲自主持了会议。
因为大北方铁路已经通到了延庆县居庸乡，基本上全县已经被这条铁路贯通，因此给本地的经济带来了别样的活力。北宁地区行署趁热打铁，干脆邀请本地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负责人到延庆县开会，共商未来发展的对策。邵耀光作为现任国家元首，自然责无旁贷地出席了这场会议。
“公允地说，咱们东岸的企业家非常不错。社会责任感很强，每逢天灾时捐款捐物，非常踊跃，也很少因为利润而死命压榨工人。”邵耀光一上来就给在座的企业家戴了顶高帽子，表扬了一下企业主们做的一些比较积极的事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些企业家多么认可。事实上，作为全国最有权势的十几个家族的领头人，他向来对这些出身底层的企业家们非常警惕。按照他的某位幕僚所说的便是：“……仅为财富自身而对财富无止境追求的人是很少的。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为什么奔波忙碌？是我们的荣誉心在驱使着我们，人们并不以财富为最终目的，而是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社会地位的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意味着能够获得优质的生活，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甚至是追逐政治权利。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越深入，这个现象就越明显。”
很简单，建国者议会的议员们都不是商人，他们的家族也不是什么纯粹的商人家族，或者说政治属性明显强过商人属性。他们这些人，通过原东岸公司拆分后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投资基金、资产管理公司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财富，对于新崛起的商人阶层较为警惕，害怕他们分享自己的政治权利，故多年来一直试图在抵消其影响力，同时开始分化瓦解，使其不成气候——比如与杰出才俊进行联姻，比如参股他们创造的公司等等——但总体而言，“老贵族”对“新贵族”的隐隐敌意还是客观存在着的。
不过，情况虽然是这么个情况，话却不能这么说。在公开场合，邵耀光还是对他们赞扬有加的，称赞他们为政府提供税收，为民众创造就业，为国家引入金银，总之是什么好听说什么，一派和气融融的模样。
“在座的诸位有很多都是做铁路生意的，有的人或者其公司为了更高效、更安全和更舒适的铁路旅行，在不停地研究着技术，开发着设备，并且手里也握有了不少专利，这很不错。”邵耀光继续说道：“我说这些，不是为了二次表扬你们，而是想说一个道理，那就是专业的知识、敏锐的眼光及管理上的创新，是一位好企业家所必须的素质，也是把企业做大做强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我希望大家都能朝这个方向努力。”
说实话，邵耀光的这个期望实在有些高了。在东岸共和国，固然有企业家具备上述素质，并把企业经营得很好，成为耀眼的明星，地方政府官员的座上宾。但绝大多数的企业家，天资并不出色，更多靠的是勤奋、耐心和细致，一点一滴地把企业做大。
以铁路这个行业为例，曾经有人因为发明了高效、可靠的新型钢质减震器而快速崛起，此君也颇有经营头脑，很快就成为铁路系统的独家供应商，一时间风头无二，企业也从原来区区七八个人而一跃成为雇佣了三百名工人的大型企业。这种情况，其实就是邵耀光刚才所说的“拥有敏锐的眼光”，发现原本的减震器不够好，然后还有“专业的知识”，知道该如何进行研发，最后还有“管理上的创新”，通过合伙人制度迅速把企业做大做强。这样的企业家素质，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兼而有之。
东岸绝大多数企业家，同样以铁路系统为例，绝大多数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服务于事先规定的特定用途，即他们按照客户的需求生产规格一定的定制商品，说穿了就是供应商。他们满足于招募工人，将金属、木材、皮革等原料聚到一起，加工成各种零部件，赚取固定的利润。创新的部分基本没有——好吧，如何降低成本，更好地压榨工人也算管理创新——但这种企业也是存在积极意义的，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可以缴纳税收，可以创造财富，虽然不如前者那么光芒四射。
所以说，邵耀光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那是杰出企业家的要求，而不是普通企业家。但作为国家领导人，对企业家这么要求，其实也无可厚非。希望你们达到这个程度嘛，做不到没关系，尽量努力就行了。企业，是东岸这个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构建者，其掌舵者自然不能要求太低了。
东岸政府也曾经组织过很多次的企业家培训，即对各地有代表性的企业的领导人进行摸底调查，然后帮助他们开拓眼界，增加专业知识储备，对企业管理甚至是接班人的培养提出意见，总之帮助还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上层对这些底层崛起的企业家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不希望你搞得太出色，担心你搞得太好了，分去他们的蛋糕，一方面又担心你经营得不像话，一直原地打圈圈，没法做大做强，为国家创造不了更多的财富，总之还是挺精分的。
不过说到这个企业接班人的问题，东岸立国六十年，差不多也到了集中爆发的程度。很多东岸的私人公司，如今已经传承到了第三代人手上。这些企业往往是祖父辈靠着自己的勤勉与聪明才智创立的，而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父亲一辈接过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固的企业，以相对更大的雄心壮志开始了新的征程，并且确实把公司的业务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抱着种种不舍、遗憾、激动等情绪，他们这会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不少人甚至也已经离开了人世。现在，到了第三代接棒了！
第三代从小生活在富得流油的环境中，对单调的企业经营活动倍感厌烦，对田园诗歌般或者纸醉金迷的生活既激动又渴望。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意进入生意场，或者即便进入了也不会好好经营，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危机。
因为已经立国六十年的缘故，东岸工商部最近几年来已经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案例。他们研究了一下，发现大多数这类企业的第三代继承人选择把企业委托给经理人团队来运营，即进行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最终结果往往都不是很好。因为他们信任的经理往往是核算或财务部门的，而不是从生产车间或销售部门中提拔出来的，导致企业更加注重短期利润，长期来看业务是呈萎缩状态的。
这个情况让工商部的官员们感觉有些不安，同时那些企业的员工或者当地百姓们也很不安。有些人甚至有些愤怒，因为这些企业在当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赚钱机器的符号了，它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与当地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任何经营状况的波动都会被传递到社会层面——企业，是要讲社会责任感的，在为企业主赚取利润的同时，也要为当地普通百姓谋取利益。
工商部同样研究了一些第三代交接的成功案例。以国内大名鼎鼎的莫氏家族掌控的海雕钟表厂、海雕乐器厂、海雕精密仪器厂为例，该企业的第二代负责人莫兴业在自己行将退休之际，一口气引入了大量内部及外部股东，其中既有内部管理层甚至是员工（如手艺精湛的钟表匠人、天才的营销人员等），也有来自下游的渠道商（和人家换股），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几个孩子似乎都没有太多经商方面的天赋，为免企业最终落入工商局破产案卷管理人的手中，最好还是引入一些外部人才，为此哪怕让出部分企业股权也在所不惜。
这种改制成股份企业，尽可能延续家族利益的行为，说实话还是比较靠谱的，也是最让所有人感到开心的。因为企业还在那里，没有倒闭，没有关门，正常运营，依然在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同时承担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谓是多赢。
而且，莫兴业还为自己家族设置了后门，即掌握在他们家族手中的股份投票权比重较大。这就保证了未来即便他们家族丧失了企业的多数股权，也能令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虽然他们很可能一般不太行使这种投票权，而是选择信任合作伙伴，但毕竟保留着后手，万一未来家族出现了人才呢？
企业，是东岸这样一个工业化社会的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它的成败兴衰，其实也决定了东岸的成败兴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